《史记》何以称为“实录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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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-10-13

  《汉书·司马迁传》指出:“然自刘向、扬雄,博极群书,皆称迁有良史之才,服其善序事理,辨而不华,质而不俚。 其文直,其事核;不虚美,不隐恶,故谓之‘实录’。

”班固在此提出了实录的两条标准。

其一,其文直,其事核,即文字要质朴,说事要真实。

其二,不虚美,不隐恶,即善与恶都要说,不为尊者讳,秉笔直书,全面真实地呈现历史人物和事件的原貌。 凡是读过《史记》的都知道,《史记》是一部百科全书的巨著,体大思精,既有历史的记录,又有文学的描述,何以称为“实录”呢?可以从三个方面加以理解。   其文直其事核  文直事核是实录的最基本精神,也是历史著述最基本的方法。 它要求史家作史有据,要全面地占有材料,承认客观事实的存在,全面而系统地直书史事,不做任何曲笔或漏略。 司马迁写历史,全方位地展现社会生活,他写了各色人物的传记,反映了历史的本质,这是实录精神的一种反映。

  实录精神要求对具体史实的载述,要符合事实的本来面目,不能随从流俗和习惯,要对讹传的史事作细致的调查和考证。

史料真实是史书可信的基本前提,凡是严肃的史家都会广泛地搜集史料,并加以审慎地考订和选择,写出真实的历史,揭示历史的真相。

孔子作《春秋》,只记人事活动,不记诬妄之说。 司马迁作《史记》,以继《春秋》为己任,从学术思想、撰述方法和著史实践上全面继承、发展了孔子的原则,创立了“考信于《六艺》”“折中于夫子”“厥协六经异传,整齐百家杂语”的考信标准和考订方法,为后世史家树立了求真的楷模。 司马迁在许多篇章作出交代,说明所引据的史籍或其他根据。 如《五帝本纪》:“予读《春秋》《国语》。 ”《殷本纪》:“自成汤以来,采于《书》《诗》。

”《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:“余读高祖侯功臣,察其首封。

”特别值得一提的是,司马迁所记殷商诸王世系,为新发现的甲骨文所证实,为此,西方学者大为惊叹,认为“中国人有深刻的历史意识”。

  不虚美不隐恶  “不虚美,不隐恶”,就是记叙态度严谨,反映事实准确,不仅善恶必书,而且恰如其分:对“善”不虚张,对“恶”不隐讳。

司马迁记叙历史事件和人物,一般不做全盘肯定或否定,而是原原本本讲清人物言谈行事,以及事物的变化和发展,依据事实,给予客观的评价。

例如,司马迁反对秦朝的暴政,却肯定秦朝的统一之功和制度体系;司马迁颂扬汉家一统,却又深刻地揭露了汉家帝王的一些隐私和弊政;司马迁肯定项羽灭秦之功,把他塑造成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,但也批判了他的残暴不仁。 特别是对高祖刘邦的记述堪称典范。

刘邦是西汉王朝的开国皇帝,是位雄才大略的政治家,是位有远见卓识、智谋过人、善于用人、从谏如流的布衣皇帝,但是司马迁没有完全写他的丰功伟绩,没有一味地歌功颂德,而是写了他流氓无赖的一面,写了他性格上的缺点,如好酒好色、言行粗鲁、奸诈圆滑等等。 司马迁力求做到尊重客观的历史实际,写出实录的历史,还历史真实的面貌。   “不虚美,不隐恶”,不仅要求史家作史要有根有据,全面系统地直书史事,而且要求史家具有求是、求真的高尚史德。

不仅需要眼光,而且需要胆量和气魄。 唐代的刘知几特别肯定了司马迁的“述汉非”,指出史家直笔,贵在对现实生活不合理部分的批判。 “述汉非”,从高祖一直到汉武帝,下到各级官吏,无论儒生还是酷吏,对百年汉史的整个面貌,都做了深刻的“微文刺讥”。 难怪东汉的王允把《史记》斥为“谤书”,足见司马迁批判的力度之大。 试想,如果一个史家没有批判现实的勇气、没有爱憎分明的立场、没有直言不讳的精神,那么史家就丧失了史德,也就没有史家的地位和历史的价值。

  遥情想象  也许许多朋友会有疑问,如果说《史记》中有实录的部分可以承认,但是《史记》中还有许多对话、独白以及场景、细节描写,具有想象的成分,怎么能称为“实录”呢?这个疑问自《史记》问世以来,存在了两千余年,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、不同层次进行了探讨。 当代的钱钟书在《管锥篇》中进行了概括:“史家追叙真人真事,每须遥体人情,悬想事势,设身局中,潜心腔内,忖之度之,以揣以摩,庶几入情合理。

”钱钟书认为历史学家撰写史书,不能像文学家一样随心所欲虚构情景,而要立足实际,潜心研究,仔细思考,要合情合理,尊重历史事实。 他所概括的这种“遥情想象”的方法,对于认识《史记》中具有想象特征的内容,有拨云见日般的指导意义。 《史记》中这部分具有想象特征的内容,都是司马迁基于史料及民间素材,据人物性格和生活逻辑,加以自己的经验,经合理遥体揣摩而形成的。

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,《史记》主干实,枝叶虚,只有细节的虚构,是合理的遥情想象。   司马迁记载“贤君忠臣死义之士”,为的是传之久远,深恐“文采不表于后世也”,所以要着意刻画人物形象,“面目活现”,故在他所写的史事中添加某些细节的补充和想象,这是符合历史真实的。

事实的真实,只是说明发生了什么事,历史的真实是要揭示为什么发生这件事,所以合情入理的想象与评析补充是合乎逻辑的。 以“鸿门宴”为例,按史笔写:“某年某月某日,刘邦与项羽会于鸿门,嫌隙稍解。 ”几十字足矣,而司马迁却铺陈了1000余字的大块文章,补充了许多史事和细节,展示了两大集团君臣的智略与斗争艺术。 整个情节惊心动魄,有对话、有神态、有起伏、有高潮,扣人心弦,故事性强。 细节揭示了人物性格与处事风格,道出了成败的原因,从而反映了最大的真实。 这就是运用“遥情想象”的生动事例。 《史记》通过“遥情想象”的独特方法,把历史写活了,使后人读之,犹如身临其境。

因此,《史记》中这些“遥情想象”的内容,虽不是实录,但合情入理、合乎逻辑,是对实录有益的补充。

  黑格尔说过:“中国历史作家的层出不穷,继续不断,实在是任何民族所比不了的……尤其使人惊叹的,便是他们历史著作的精细正确。

”《史记》作为中国正史的第一部,以“实录”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,为后世史书作出了表率。